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提醒，需要看到，美元网络外部性强大，短期内难以被真正替代。她认为，需警惕国际货币体系转型期的金融稳定风险：在旧霸主无力维持秩序、新挑战者尚未准备好“接棒”的真空期，最易引发动荡。她认为，中国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通过人民币互换协议等，在这一过渡期扮演“稳定锚”的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章中多次提到‘中朝传统友谊’，我们纪念馆专门设置了中朝人民友谊厅，展厅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照片，都是两国传统友谊鲜活的历史见证。”坐落在鸭绿江畔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宫绍山说，“我们将讲好中朝军民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的战斗友谊，打造承载两国共同红色记忆、传播中朝友好情谊的重要阵地，让更多人读懂中朝友谊的深厚底蕴，守牢两国友谊的历史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的重要论述，我们作为华侨体会尤为深刻。”朝鲜华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赛铁军说，“最高层战略引领犹如航船之舵，是两国关系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共识；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融入我们血脉的集体记忆；高水平战略协作是社会主义事业在两国扎根实践的生动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章中说，‘要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像亲戚一样常来往、多走动’，这一论述十分生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说，当前中国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朝鲜也在按照自身国情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朝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和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交往，“既有助于双方更全面地深化战略互信，也有助于彼此更坚实地相互支持，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署名文章中说，“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持续活跃友好往来，深化相互了解，拉紧情感纽带，把中朝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求学的杨中天对此深有感触：“我们中国留学生和朝鲜同学经常一起学习，互帮互助，并在日常相处中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我们青年一代将携手努力，用实际行动为中朝友谊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新网6月9日电 据山西运城市人民政府网站消息，山西运城市生态环境局6月8日发布通报称，6月8日凌晨，运城市中心城区陆续有群众反映空气中弥漫着刺激性异味。接到群众反映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环委办相关部门连夜开展排查，组织专业力量对重点区域进行大气走航监测，聚焦城区周边重点涉气污染源，对化工、塑料制品、肥料制造、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厂等重点行业企业生产工况、治污设施运行、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排查。目前，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污染源。

中新网6月9日电(吴家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显示，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膳魔师中国”)按照《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主动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了召回计划，将自即日起，召回2011年至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SK3000、SK3020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以德性与教化议题为例。中国和希腊的传统都极为重视道德养成。在古代中国，教育与自我修养、担当精神和社会贡献紧密相连。在古希腊，教育同样与品格发展、理性和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如今，教育体系常以技术技能、就业成果和经济竞争力作为评价标准。这些固然重要，但远非足够。古典智慧提醒我们，教育还应培养判断力、责任感、同理心和对公共善的感知。

数智时代的人文精神是另一个及时的主题。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平台在内的新技术，正在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机遇，但也引发了关于伦理、隐私、人的尊严和社会责任的棘手问题。技术能处理信息，却无法自行定义智慧；能将人们即时连接，却不能保证互相理解。古典传统提醒我们，人必须始终处于进步的中心。

在一个面临不确定性和分裂的世界里，中国与希腊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信心与启迪。它告诉我们，古老文明依然具有当代价值；不同文明能以尊重而非猜疑的方式相遇；人类的共同未来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更取决于智慧、理解与道德愿景。因此，即将在雅典举行的大会不仅是一个学术事件，它提醒我们，文明对话依然是通往一个更加和平、更有思想、更富人情味的世界的最重要的路径之一。(编译：张泽宇)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